2016年3月18日，是天津籍燕京大学女生魏士毅烈士殉难90周年纪念日。此前，我读到她的国文教师俞丹石、周作人的日记与书信，从中看到了燕大教授笔下有关魏士毅烈士的记载。
魏士毅，原名魏士娟，1904年2月19日出生于天津。1919年小学毕业后，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私立严氏女子中学。读书期间，她不仅学习勤奋刻苦，而且关心国家前途，积极参加抗议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集会、游行、演讲等活动。1923年，她考入燕京大学女校预科，次年升入燕大女校理科数学系。1926年3月18日，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牺牲，年仅23岁。
当时，文史专家、翻译家、俞樾的侄孙俞丹石，正负责燕大文理科男女两校学生国文必修课的教学任务，这使他不仅认识，而且在日记中记载了魏士毅遇难前后的情景。
1926年3月18日，为反对日、英、美、法等八国公使对中国提出的最后通牒，北京各界民众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。会后，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，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，遭到军警开枪镇压，死伤者众多，造成震惊中外的“三一八惨案”。
那一天，燕大男女两校学生在参加示威游行中也不幸死伤多人。俞丹石在日记中记下了造成惨案的具体缘由。他写道：“连日报载国民军在大沽口筑炮垒以防奉舰攻袭。前数日以误会故以炮击日舰，双方死伤不及二十人。日使单独提出抗议外，且纠合公使团下最后之警告，谓于十八日正午，中央政府不予保障，各国即承认中央无约束军阀能力，将自动的排去阻碍交通之障碍物。”鉴于此，1926年3月17日，学生们已经“同赴国务院请愿，结果与卫队冲突，数人负伤”。
3月18日清晨，俞丹石照例至燕大女校授课，而此时学生们已无心听课了。第一时段为本科一年级上国文课时，学生们即向他询问中外所订《辛丑条约》及大沽口冲突的实情，他给予详细解答。第二节课因为学生们要开临时会，本科二年级的国文课就取消了。俞丹石眼见燕大女校的学生们“结队出校，始知今日天安门尚有国民大会”。那天午后二时许，他听到北京城“南方起枪声，声若贯珠，为之懔然”。他赶紧跑到路上询问，方知“国务院中正在围杀请愿学生”。他立即给燕大男女两校打电话询问情况，而电话已经不能接通。因为惦念学生们的安危，他一夜“辗转不能成寐”。
3月19日，刚好是星期五，燕大男校有课。俞丹石冒雪前往，方得知18日的请愿，燕大男生受伤7人，女生死、伤各1人，而这两名女生又都是他的学生。殉难烈士魏士毅的遗体已由燕大女校文理科科长、美国女学者费宾闺臣亲往领回，停放在燕大女校的礼堂中。在此情况下，课是上不了了。于是，他购买了一束鲜花，至女校吊唁学生魏士毅。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魏生在二年级读书，人极温淑，无疾言遽色，遭此摧折，至堪惋惜。”他还记载了魏士毅“所受之伤自左乳入，自右脊出，大概所中系心房，谅亦无多痛苦。尸身系昨夜由费科长亲往领回”。魏士毅的无辜惨死，深深刺痛了俞丹石的心。
那一天，俞丹石一直留在燕大女校，等待参加下午四时举行的追悼会。中途，他感到身体不适，“胸中作恶，所食皆吐”，然而，他仍然坚持参加完追悼会，才回住处休息。那一天“竞日雪，涸阴冱寒”，他感到老天似乎也在“助人悲痛也”。
1926年3月23日和24日，俞丹石照例“晨起至女校”，“至燕大”，均未能上课。当时，民国大学校长曾提议于北京中山公园公葬殉难诸烈士，并来函征询燕大的意见。为此，俞丹石代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拟了一纸复函，告之：“当以此函转告魏士毅女士家属，取其同意，再行奉复。至于此案倘能成立，当然赞同。即魏女士遗骸未能加入，凡有公葬、公祭典礼，本校得有通知，决当敬谨参予，以慰殉难诸烈士英魂。”俞丹石的复函明确代表燕大校方表了态。
在“三一八惨案”发生后的几天里，学校里的课程几乎全都无法正常进行。及早安抚学生们的心情，补上落下的功课，就成了学校的当务之急。作为教师，俞丹石很能理解学生们的心情，他拟出缓解情绪的好办法。3月27日上午，他将燕大女校两个年级的课程均改为谈话会，并向全体学生发起征文活动，让她们撰写纪念魏士毅烈士的文章，借以寄托哀思，舒缓情绪，排解忧伤。此时，俞丹石已是癌症晚期患者，他以对学生的爱心、同情和理解，为魏士毅烈士和她的同学们做了他能够做的所有事情。四个月后，他在北京病逝。
1926年秋，分散在北京东城的燕京大学男女两校，迁入了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海淀燕园新校舍中。1927年3月，燕大男女两校及女附中学生会全体会员在燕园修建了“魏士毅女士纪念碑”，碑的基座上刻着《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》：“……国有巨蠹政不纲，城狐社鼠争跳梁。公门喋血歼我良，牺牲小己终取偿。北斗无酒南箕扬，民心向背关兴亡。愿后死者长毋忘。”
魏士毅虽然没有享受到燕园新校舍的温馨，但是，她的“纪念碑”被修建在了师生们去上课的必经之地，让烈士的英名与燕园同在。
1928年初，“三一八惨案”发生后的第三年，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周作人为纪念在惨案中殉难的诸烈士，特将燕大修建的“魏士毅女士纪念碑”照片，寄给上海北新书局的李小峰，请他发表在《语丝》杂志上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“三一八惨案”所付出的惨重代价。那时的《语丝》周刊已由北京移至上海编辑出版。周作人在信中说：“偶检出燕大‘魏士毅女士纪念碑’照片，不禁慨叹，三一八至今已是三年了。北方不必说，南方亦热狂地讨赤，仿佛国民党之宗旨是在灭共者，想更无暇来管别的闲事，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终于是白死了。北京各校唯燕大及清华两处总算已建立了一座石碑，——去年三月十八日到清华去时曾见到韦君的碑，这一块碑则每礼拜去上课必要走过几次，所以记得更为明白。在南方者大约未必知道，故附上，乞察收，如有机会时制铜板（稍放大更好）能在《语丝》等上一发表亦佳。”
李小峰收到周作人的信和照片后，即在1928年1月14日《语丝》第4卷第5期上，一并刊登出来。周作人的信以《“三一八”的死者》为题，发表在杂志的最末，而“纪念碑”的两张照片放大后发表在杂志的最前边，一为“纪念碑”全景，一为基座和碑铭，碑铭上的小字也依稀可见。两张照片整整占用了32开杂志的两个版面。而此时距燕大“魏士毅女士纪念碑”的建成还未满一年。《语丝》杂志通过刊登“纪念碑”的照片和周作人的“慨叹”，为魏士毅烈士留下了永久的纪念。（文/孙玉蓉） |
